重振民营企业活力

“2008年恐怕是经济上最为困难的一年”，对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两会上的这个判断，体会最深的恐怕莫过于广大的民营企业。民营企业在本轮经济调整中的困境引发了学界对于中国产业结构转型的思考，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改革30年来，作为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中最顽强的一股力量，曾为中国GDP连续十年两位数增长做出重大贡献的民营企业，为什么会在此次经济波动当中溃不成军？

改革之初，邓小平同志曾把乡镇企业称作是农村改革中“完全没有预料到的最大收获”，“异军突起”、“船小好调头”一度被当作是对民营企业灵活经营、自主创新的一种褒奖。然而，时至今日，在人民币汇率一再升值、各种要素成本迅速上升，低附加值产业利润已经非常稀薄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现实却是，大多数企业仍然从事着低技术含量、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加工和生产，经营规模也极为有限，它们成了“长不大的企业”。民营企业与生俱来的创新与活力究竟被丢失在了哪里？

1980年，全国开始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使得人民公社时期缺少劳动积极性的社员成了自主经营的农民，农村集市开始活跃，以农民作为市场主体的交换行为开始普及，加之新政策鼓励农民实行多种经营，农村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增长，农民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得以空前释放。他们很快将其转化为投资冲动——乡镇企业、社队企业、个体经济开始蓬勃发展。乡镇企业一度成为“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重要力量，在各个领域大显身手，既解决了部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也大大增加了农民的收入。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黄亚生曾为英国《金融时报》撰文指出，“在1980年代，中国农村人均家庭收入每年以超过10%的速度快步增长。西方经济学家可能会吹嘘说，外国直接投资和全球化才是中国减贫的原因。然而，真正的功臣是农村改革。中国大部分的减贫成就出现在1980年代的头5年。同期，收入分配状况也有所改善。”

1990年代，改革重点由农村向城市转移，改革重点的转移改变了农村经济发展的格局。清华大学教授孙立平在《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社会结构演变的新趋势》一文中写道，“通过税收、储蓄以及其他途径，大量来自农村的资源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社会；1994年的税制改革使政府的税收迅速增加，而政府则将这些收入集中投向特大城市或其他大城市；证券市场的发展、企业间的重组和兼并，也把越来越多的资金、技术、设备集中到数量越来越少的企业之中。”

此外，农村的金融体系也出现了新的变化：农村信用社的网点从1985年的40多万家减少到1998年的9万家，农村合作基金会在1998年被取消，再加上农业税、教育、医疗等费用的提高，农村的创业环境正在不断萎缩。美国经济学会前会长盖尔·约翰逊指出：随着经济的发展，农业在总产出和就业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这首先是由于真实收入增加而导致的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要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就中国而言，由于对农产品需求的增加远小于对非农产品需求的增加，农民从出售农产品中获得的收入越来越微不足道，农业越来越成为一个不能赢利的产业。

多重因素的作用下，大量农民离开本乡本土，以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的形式加入了城市的建设与改造当中，中国产业的劳动密集型优势也因为突然增加的廉价劳动力而体现得无以复加。在劳动力相对便宜的背景下，理性的企业家自然选择了技术最简单、劳动力最密集的产业。黄亚生总结说，“1990年代的发展模式换取了城市工业的大发展，但我们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错过了发展良性企业和创业精神的机会，影响了城市企业的技术升级”。

令人欣慰的是，决策层已经逐渐意识到这个问题，本届政府将“三农”问题作为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从近期高层到沿海城市的密集调研，到宏观经济政策的转型，再到规范和推动民间金融发展的一系列尝试，也都暗含着支持民营企业发展的深意。今天，站在改革30年的关口回望，我们看到，中国的民营经济已经日渐成为中国产业经济中最重要的支柱力量，然而在经济环境逐渐变得开放的背景下，它们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30年前的农村改革换来了民营企业的大发展，30年后，在城市化浪潮的背景下，如何为民营企业的结构升级与转型创造良好的环境，这或许需要我们对新时期的农村改革进行另一个层面的反思与回归。